我是到大学任教以后才知道现在大学新生军训已经没有实弹射击了。

我大一参加军训时，全团开训仪式上武警施训部队的领导就提醒我们军训是要动枪的，而且以前发生过流弹伤人的事故，参训的同学们务必高度注意。 我们从武装部领来了枪，是56式半自动步枪（图1），由武警部队教官们教我们射击要领。我记得的主要是三条：

1.标尺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准星缺口平线压住目标的三分之二，留出三分之一；

3.有意瞄准，无意击发，不要猛扣扳机。

平时我们用空枪练习卧姿射击，考核是到军分区靶场，射击五发实弹。

站在射击位置的后方，听到前面的枪声都是一阵阵“咚咚咚”沉闷的钝响。从响声中我能听出来枪弹打出去的力道是非常大的。这时不禁想起了教官平时教我们唱的《打靶歌》：

走向打靶场，

高唱打靶歌，

豪情壮志震山河！

子弹是战士的铁拳头，

钢枪是战士的粗胳膊。

阶级仇，压枪膛；

民族恨，喷怒火！

瞄的准来打的狠哪，

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

消灭侵略者！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说子弹是“铁拳头”：虽然它只有人的手指那么粗，但在高温高压的火药推动下，它的动量表现在声音上就是那种极为沉重的能让人的心脏一起共振的钝响，就像一只铁拳在不断重击你的胸口一样。

光听声就这么震撼，人如果让它击中一发，那一定是筋折骨碎，血肉横飞。

所以我想：

战士们在战场上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冲锋，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军训团的政委是武警指挥学院的领导，也是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战而且立过功的老兵。他挺喜欢和大学生们聊天。

他来看望我们时，我们曾问他：

“打仗的时候，战士们不会害怕吗？”

他回答：

“部队在战前都会做充分的动员教育工作，所以我们战士投入战斗的士气都是非常高的。大家都懂：人生自古谁无死？关键是怎么死。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是最光荣的。当然，对于极少数畏敌不前，临阵脱逃的人，我们有严肃的战场纪律。军法无情，这也是谁都明白的。”

一位同学表示赞同：

“是的，与其后退被自己人干掉，不如和敌人拼了！”

政委笑着摸摸这个同学的头，没再说什么。

而此刻站在靶场上待命射击的我，又想起了政委那些话——他一定感到我们对战争和军人的理解还是太幼稚吧。

我后来读到一本书，说据美军统计，大部分海军陆战队的新兵第一次上战场时拒绝开枪，甚至在被敌方火力猛烈袭击时也不还击。

我曾将这些说给一位同班同学听，并感叹道：

“你看，毕竟是人，总是没那么容易下决心去杀戮自己的同类。”

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那只是因为他们怕开枪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已。”

或许从这次谈话你也能看出我为什么后来会去学哲学。

我读过一篇报道：

在边境作战中我军一位叫向小平的战士，用43发子弹狙杀了41个敌人，号称“老山前线第一神枪”。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狙击时，瞄准敌人的头怕把敌人头打爆，瞄准敌人肚子怕把敌人肚子打穿……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打了敌人的头。

旁边的战士欢叫着为他庆功，他的脑子却完全是木的。

就是这篇报道，让我意识到开枪去杀自己的同类有多难受，难怪老子说“佳兵不祥”、“善战者服上刑”，而司马迁也说“三代为将，道家所忌”。

父亲担任保卫科长时，上级建议他可以配一支手枪，但父亲拒绝了，说“这些工作用不到那个家伙”。

我见过父亲用枪。

大概是我大三时的暑假，我们一家在广州旅游。在一家射击游乐场，平时很喜欢看战争片的我望着各种军用枪械却没有勇气使用其中任何一种。父亲却选择了一挺我在影片《上甘岭》中见过的郭留诺夫重机枪（图2），一阵点射，将几百米外的靶标一个个击落。 父亲操作机枪很稳，打得也准，其他游客连同游乐场老板一边赞叹，一边也纷纷猜到他一定当过兵。

但他坚持认为他的保卫工作用不到枪。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枪万一丢失会很麻烦，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当过兵，懂得武器的威力，所以在他看来，枪不能随便用，一旦动了枪，事情就严重了，而需要用枪来解决的问题，大多就不是他一个保卫科长能解决得了的吧。

有一天和女儿聊天时，她说不太理解为什么契丹和女真原来战斗力那么强，后来就不行了。

我说这是因为他们汉化了，要学习汉族先进的制度。

女儿问为什么汉化会削弱军事能力。

我想了想说：

1.游牧民族“畜牧+射猎”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终身制的军事训练，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的生活：“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而农耕的汉族，则种田是一回事，打仗是另一回事，需要另加专门的训练。换言之，游牧民族一生下来过的就是战士的生活，每个人本身就是汉族所不及的优质兵源。匈奴人口数量远不及秦汉，但冒顿单于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并不比秦汉的军队少多少。白登之战他以四十万大军围刘邦，兵力上还占了优势。这大概都和游牧民族人皆习战，全民皆兵有关。

2.游牧民族社会结构较简单，统治机关扁平化，法令简肃，容易做到上下同心。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论，辽金初起时，太祖以下将帅都亲统大军，躬自擐甲，亲冒矢石，冲杀在前；而同时期的宋军则反之，出师之际，统帅却在离前线数百里的地方遥制，以为这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殊不知这样既不能及时了解战况，又疏远了上下关系，严重影响了士气。高适的诗《燕歌行》记载了唐军为契丹所败的一次战役，据作者说，是有当时从征者的亲身经历为据的，其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一联，揭露了军中上下否鬲、苦乐不均的严酷现实。

随着汉化的加深，游牧民族的这些军事上的优点也就逐渐丧失掉了。

此外，我还推荐女儿去读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在此书中，雷海宗认为中国在西周及春秋时期以贵族当兵，所以男子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耀，为乐趣，所以当时人人都没有贪生畏战之念，而且贵族兼习文武，兵员素质也很高。

但战国以后，随着君权的绝对化，文武兼修的贵族制度不能维持，在上者出现了文武分离，在下者当兵也不再是贵族专事，而以平民作为军队的主体。而战国的战争与春秋时期只是争霸不同，变为了残酷的灭国之战，斩首动辄以十万计，这就在平民中逐渐引发了厌战心理。

秦汉统一以后，由列国竞争所引起的爱国思想逐渐枯竭，一方面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不愿意六国之民操军械习武事，另一方面一般厌战的平民也不愿从军，所以国家只能征发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如囚徒奴婢等为兵，或直接使用胡越骑、匈奴的属国骑等外国兵。

这样就形成了军民之间对立的局面：

兵不来自正常的民间社会，而来自民间的流浪分子，与国家和人民都无情感联系，而且看不起一般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而一般的良民反过来也看不起这些投身或不如说卖身于行伍的社会渣滓。

所以雷海宗将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称为“无兵的社会”，内受乱兵凌虐，外遭异族侵侮而不能自振。其论甚为沉痛。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后，雷海宗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素来受人轻视的中国士兵在前线英勇作战，甚至为敌方所赞叹；而平时顾盼自雄睥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却只知苟且偷生，避难逃跑。这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有望，尤其中国南方都是由历经磨难的优秀分子所开发，乃是民族两千年来元气所存。

他希望并相信中华民族能在艰难伟大的抗战中洗礼自己，一方面普及自卫卫国的观念，变募兵而为征兵；一方面涤除怯懦虚伪的“文德”，而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

雷海宗所论或许不无偏颇之处，但他的一些积极的展望是由新中国实现了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国访问，写成一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其中专门有一节《民族“武德”的重现》。

他说：

“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 “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考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已任。……”

“综合古今，楚壮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几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泄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的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

他的结论是：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很明显，这是一个与雷海宗先生一脉相承但又远为深刻与宏大的“武德”视角，很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界、教育界包括我们的同学，不要让军事训练、国防教育等流于形式或流于简单的情绪渲泄，而应该认真、严肃、内外兼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扬好我们新中国大智、大仁、大勇（智、仁、勇三达德，《论语•子罕》和《中庸》都曾提到）的崇高武德。